忆中提及，1982年他与《十月》编辑沟通后，在京城花了半个多月一气呵成。
根据他的回忆，创作的念头早在1979年他赴前线采访几个月后便在心中萌芽。
陈凌估摸着自己现在写的话，只需要把剧情做一个微调，人物故事情节做个小改动，基本上问题不大。
至于那部散文，这是他下午看见几个孩童，突然的念头。
不说余秋雨的为人，单就《文化苦旅》这部散文，在中国当代散文作品里，绝对是值得一品的佳作。
即便现在这个散文并不是很受主流欢迎的年代，但陈凌依旧相信《文化苦旅》不缺乏喜爱与欣赏它的读者。
思忖再三，他还是暂时放弃了《文化苦旅》，打算以后再说。
转而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与《高山下的花环》间徘徊。
这两部作品都适合，《平凡的世界》聚焦改革浪潮，与他五月份写的改革时评文章主旨呼应。
《高山下的花环》更不用说，前期的军旅日常与他的参军经历高度契合，几乎能直接挪用亲身经历。
而关于今年的反击战，主流报纸上也多有报道。
陈凌早在这场反击战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关注，因而由头也有了，再结合电影版和原版小说，轻轻松松能写个二十来万字。
不过，如果发表在杂志期刊上，他觉得最好是写五六万字的中篇，出版时再进行扩充。
不同于《活着》，《活着》在陈凌刻意修改之下，几乎看不出什么敏感点，因而选择两期发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
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不同，故事的前半段无论是高干子弟的贪生怕死，还是基层军人现实写照，亦或者手眼通天的‘贵妇’，这些内容与当下人民心目中军人形象完全不符。
如果按照二十来万字发，以现在杂志的习惯会分三到四期。
如此，在没有看到最后的情况下，很容易在前期被打上标签。
虽说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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