边界问题、还有那无法忽视的、她话语里深藏的绝望与孤注一掷，都让这个提议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。
“沈总，”他缓缓开口，字斟句酌，“我不是临床医生。我的实验室不具备对人进行干预研究的资质。而且，人是不可控的变量，远超模式植物或动物。你的提议……在方法论上存在根本困难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沈佳琪飞快地打断他，眼中闪过一丝类似于执拗的光，“我不需要干预，也不需要你扮演医生。我只是想……换一种方式被‘看见’。不是被同情，被分析动机，被贴上‘女强人’、‘情感创伤’之类的标签。而是像你看待你的拟南芥一样，看待我体内的化学变化——皮质醇如何随一场艰难的谈判而波动，血清素是否会因为看了一场糟糕的画展而进一步降低，端粒的磨损速度与月度财务报表的压力值是否存在相关性……”
她越说越快，声音里带上了一种罕见的、近乎学术讨论般的急切：“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超长期的、非介入式的观测项目。我可以定期提供血样、唾液样本、睡眠和情绪日志、甚至脑电数据，如果你需要。你不需要给我任何反馈，不需要承担任何‘帮助’我的责任。你只需要记录数据，分析模式，就像你分析植物在干旱下的代谢组变化一样。至于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，我是什么‘病因’，不需要你告诉我。”
她停下来，呼吸因为激动而略显急促，胸口微微起伏。会议室里再次陷入沉默，只有她刚才那番话的余音，像看不见的粒子，悬浮在空气中。
许墨看着她。此刻的沈佳琪，不像一个集团总裁，更像一个站在绝壁上、试图用自己的方式理解自身痛苦的科学家，疯狂而又无比清醒。她不是在寻求救赎，而是在寻求一种极致的、冷酷的“客观化”。她试图把自己从情感的泥沼中抽离出来，变成一个由数据点构成的、可供分析的“系统”，仿佛这样，痛苦就会变成图表上的曲线，孤独就会变成色谱上的峰值，变得可以测量，可以忍受。
“你说花青素遇碱变蓝，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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