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晚星走进会议室的时候，墙上的挂钟刚好敲过十一点。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，头发还是湿的——不是雨淋的，是刚从洗手间出来，往脸上泼了好几把凉水。眼睛有些红，但步伐很稳，手里端着两杯咖啡，一杯是自己的，一杯放在陆峥面前。咖啡是便利店买的，已经凉了大半，杯壁上凝着一圈水珠。
陆峥抬头看了她一眼。他没说“你怎么了”，也没说“要不要休息一下”。他们搭档三年，早就过了用语言确认彼此状态的阶段。她眼睛红，说明刚才哭过；她步伐稳，说明哭完了；她带了两杯咖啡，说明准备干活。于是他只说了句“坐”，然后把桌上的文件夹推到她面前。
会议室不大，是档案馆地下二层的一间旧储藏室改的，没有窗户，墙皮泛着潮气，空气里一股发霉的纸浆味。一张斑驳的长桌，几把折叠椅，墙角堆着几台老式录像设备。方卉坐在角落里，面前摊着一份心理侧写报告，铅笔夹在耳朵上。马旭东蹲在另一头调试投影仪，机器太老了，每次开机都要拍两下才能亮。老鬼站在白板前面，背对着所有人，正在往上面贴照片，一张一张，用磁铁吸住，每贴一张就用记号笔在旁边画一条线。
陆峥打开文件夹。里面是一份刚从银行调出来的流水记录，薄薄几页纸，红色的圈注密密麻麻。刘鹤年，四十八岁，电子工程博士，在张敬之手下做了二十年学术助手。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，每天第一个到实验室，最后一个走。同事对他的评价出奇地一致——老实、勤快、存在感低。最后四个字是最要命的。一个真正的潜伏者最理想的伪装，就是让所有人都觉得他“存在感低”。他帮你端咖啡，帮你复印文件，帮你记会议纪要，二十年后你回想起来，连他的脸都记不清楚，只记得他永远在角落里，低着头，安静得像一件家具。
但银行流水不会撒谎。过去五年，刘鹤年的账户里陆续汇入了七笔款项，每笔金额都不大，分散在七个不同的境外账户，汇款附言全是“稿费”“专利使用费”“学术奖金”——名目合理，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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