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，谁来？”
那天之后，一些年轻的研究员开始悄悄找她合作。变革从边缘开始，缓慢但确定。
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，年轻的威廉目睹了债务如何从数字变成现实。
1711年，荷兰政府第一次公开讨论“债务重组”——委婉说法是延期支付利息。消息泄露的当天，国债价格跌至面值的百分之四十五。
“恐慌？”威廉问他的导师，那位老银行家。
“不，是清醒，”银行家纠正，“市场终于承认了现实：荷兰可能违约。就像病人终于承认自己病重，这是治疗的第一步，虽然痛苦。”
威廉的祖父小威廉如果还在世，会怎么计算这个风险？他翻看家族保存的账本副本，找到一段1709年的记录：“荷兰像一艘超载的老船……吃水线很危险了。”
现在，吃水线已经没过船舷，水正在渗入。
但荷兰人的反应很典型：不是绝望，而是更疯狂的计算。商人们开始交易“违约保险”——赌荷兰政府会不会按时支付利息。这种衍生合约很快变得比国债本身更活跃。
“我们在赌自己的国家破产，”威廉在一次家族晚餐上说，“这道德吗？”
餐桌上的回答分裂了。玛丽亚的丈夫约翰上校（刚从佛兰德斯轮换回来）说：“比让士兵送死更不道德吗？至少这是自愿的赌博。”
卡特琳娜从哲学角度分析：“当国家把公民关系简化为债权债务关系时，公民自然会把国家当作投资对象来评估风险。这是逻辑结果。”
扬二世则更务实：“道德不道德，市场已经存在。问题是：我们参与吗？”
他们最终决定：家族信托基金购买少量违约保险——不是投机，是对冲。如果荷兰违约，他们能获得赔偿，用于保护家族资产。
“这是保险，不是赌博，”扬二世对儿子威廉说，“就像为房子买火灾保险，你不希望房子烧掉，但万一烧了，你需要钱重建。”
威廉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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