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明理的报告，洋洋洒洒，写了近万字。
他给这份报告起了一个激昂的名字——《白银矿勘验实录及开采刍议》。
报告里，附上了他们最新绘制的地质图，记录了矿脉的走向和预估的矿石品位。
他还用灰吹法，对不同矿石样本进行了上百次的冶炼实验，得出了详细的冶炼数据。
最后，他激情澎湃地建言。
“臣以性命担保，此矿之储量，远超我大唐之前所有金银矿藏之总和！此乃天赐大唐之宝库！若能全力开采，足以铸造贞观通宝千万贯，彻底解决我大唐钱荒之困！恳请陛下，立刻调集天下名匠，在此建立我大唐最大的冶炼工场，则盛世可期，伟业可成！”
而周敦的奏报，则短小得多，也“聪明”得多。
他不敢否认矿藏的存在，毕竟金块和银珠就摆在那里。
他只是含糊其辞地写道：“经查，会州北境，疑似有矿。”
然后，他话锋一转，开始大谈特谈此地的困难。
“然此地地形险远，气候恶劣，千里无人烟。更有胡骑出没，凶险万分。”
“若要开采转运，需修路，需筑城，需屯兵，耗资巨万，恐非一朝一夕之功。”
最后，他给出了自己的结论。
“臣以为，此事体大，当缓行，从长计议。”
周敦的报告，完美地体现了一个传统保守派官僚的“智慧”。
他不否认功劳，但也绝不担任何责任。
通过夸大困难，暗示风险，将皮球巧妙地踢回给朝廷。
如果未来开采顺利，他有“发现之功”。
如果开采不顺，出了乱子，他则有“提醒之劝”。
无论结果如何，他都立于不败之地。
黎明时分。
刘铮亲自挑选了九名最精锐的护卫，和九匹最健壮的战马。
他们三人一组，分三路，怀揣着足以让整个长安城为之震动的秘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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