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越的感叹并非没有道理，按照大唐旧例，取士之法大抵分作常贡两途：由京城与各地馆塾举送者称“生徒”，由各州府自行试汰解送者称“乡贡”。
年前进京赶考待春闱开场，然而旧制之中，诸州举贡人数有着严格要求，而且不少赴京应试者需跋山涉而来。
政务院开新政后，重订科举规制，应试学子无需尽数押解入京，改由各道就地设场会试。
唯有考列前茅的拔尖之辈方准入长安殿试，但那些未能入京的应试士子李越也没有放弃，很多都是发配到基层小学里面当教习或者担任新政的基层小吏。
但谁又能想到这才几年过去，关中乃至各道识字之人如井喷般爆发，应试举人如过江之鲫，汇总起来的各道举人加起来近一万人！
朝廷虽然连年扩编，但今年满打满算也就能消化两三千个官缺。
七八千个举子凭空悬在空中。
如果让这些人都待在乡野，白白浪费人才不说，还可能招来怨恨，如果全部养在官署那可真就往大宋朝的冗官发展了。
李越问道：“房公，这七八千人去补习数理化如何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