雾中晕开成光斑。
这就是他奋斗了七年的城市。
1992年刚来时,他住在苏州河边的亭子间,四平米,月租八十块。每天早上五点起床,去包子铺打工,下午去营业部看盘,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读书。那时他觉得,如果能在这个城市立足,就是最大的成功。
1994年熊市最低点时,他的账户缩水到不足五万。那个冬天特别冷,亭子间没有暖气,他裹着两条被子,一边发抖一边复盘,试图找出自己错在哪里。后来他明白了——不是他错了,是市场错了。但个人无法纠正市场的错误,只能适应,然后等待。
1996年,他的账户第一次突破百万。那天他买了一瓶可乐——不是平时喝的一块钱的汽水,是三块钱的可口可乐。他坐在外滩的防汛墙上,看着对岸的工地,第一次觉得这个城市也许真的有他的一席之地。
而现在,2000年春天,他带着千万资产离开。
没有遗憾,只有感激。
手机震动,打断了思绪。是沈清如的短信:“明天几点的船?”
陈默回复:“早上九点,飞跃号。”
“一路顺风。到了深圳,记得联系。”
“会的。”
简短的对话,却让陈默心里泛起一丝暖意。沈清如是他在上海认识的少数几个能聊得来的朋友之一——《财经观察》的记者,比他大两岁,理性、敏锐、对市场有独到的见解。他们是在一次投资论坛上认识的,因为对某只庄股的观点分歧而争论,又因为争论而互相欣赏。
她知道他要去深圳,也知道他去做什么。
“如果遇到麻烦,可以找我。”上次见面时她说,“我在深圳有些同行,也许能帮上忙。”
陈默没有问为什么。有些人之间的信任不需要太多解释。
他关掉手机,开始最后的检查。
三个行李箱:一个装衣服和生活用品,一个装书籍和资料,一个装电脑和设备。还有两个纸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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