稀薄，空气干燥。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嘶嘶声，但室温依然不高，她穿着厚厚的毛衣，手里捧着一杯热茶。
会议刚结束。所里召开了季度研究计划讨论会，领导布置了下个阶段的任务：重点研究“十一五”规划对产业结构的影响、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、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的路线图。
都是重要的课题。沈清如分到的任务是研究“产业升级中的金融支持政策”。这很适合她——既有宏观视野，又能结合具体的行业和企业案例。
但开会时，她发现自己有些心不在焉。
当领导讲到“要深入企业调研，掌握一手资料”时，她想起的是和陈默在东莞工厂里的那次访谈。那个董事长说：“股市的牛熊我管不了，但我知道，把产品做得比别人好一点，成本低一点，春天来了，第一个发芽的肯定是我。”
当同事讨论“如何建立有效的政策评估体系”时，她想起的是和陈默一起构建的“默清模型”——那些复杂的指标，那些反复的验证，那些深夜里的争论和共识。
她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把“研究工作”和“投资实践”分开。在研究所，她研究的是政策和理论；和陈默在一起，她面对的是真实的市场和公司。两者本应相辅相成，但在空间上被割裂了——她在北京，他在深圳。
会议结束后，导师把她留了下来。
“清如，你最近那篇关于资本市场底部特征的文章，我看了。”导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经济学家，说话慢条斯理，“写得很好，数据扎实，逻辑清晰。尤其是关于股改历史意义的分析，很有见地。”
“谢谢老师。”沈清如有些意外——那篇文章是她私下写的，还没正式发表，只是给了几个相熟的同行传阅。
“不过，”导师话锋一转，“你在文章里用了‘历史性底部’这样的判断。作为一个研究人员，下这样的结论，需要很大的勇气。”
沈清如点头：“我知道。但基于我们的研究，这个判断是站得住脚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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