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重视公司治理，重视股东关系。”陈默说，“这样的股东，在股改时更可能考虑长远，而不是斤斤计较眼前的对价。”
沈清如点点头，但又摇头：“但人性是复杂的。当几十亿的财富摆在面前时，谁还能完全理性？”
这话让陈默沉默了。他想起了梁启明，想起了德隆系的唐氏兄弟，想起了那些在熊市中崩塌的庄股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理智常常是第一个被抛弃的东西。
“所以我们也要准备博弈失败的对策。”陈默在策略文档里增加了一条，“如果对价不达预期，是否参与投票反对？反对之后，是争取改进方案，还是直接退出？”
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。投票反对需要联合其他流通股东，需要投入时间精力，还可能得罪上市公司。对于他们这样的小工作室，成本不低。
“我们资金量小，投票权有限。”沈清如说，“需要联合其他机构。”
“找谁？”
沈清如想了想：“上海那边有几家私募，理念和我们接近，都看重公司治理。北京也有一些价值型的公募基金。可以先试探性接触。”
“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产品，没有管理规模。”陈默苦笑，“别人凭什么和我们联合？”
“凭研究。”沈清如看着他，眼神坚定，“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研究熊市中的价值，研究公司治理，研究股改的逻辑。这些积累，就是我们的筹码。”
陈默看着沈清如——这个和他一起走过熊市最艰难时刻的女人，这个怀着他的孩子还在深夜工作的伙伴。她的眼神里有种东西，是他在梁启明那里从未见过的：不是对财富的贪婪，不是对权力的渴望，而是一种更纯粹的、对“正确之事”的执着。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明天开始，我们分头联系。你负责政策层面和北京圈子的沟通，我负责公司研究和上海深圳的机构联络。”
“那孩子呢？”沈清如下意识地摸了摸腹部。
陈默顿了顿，语气软下来：“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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