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的声音平稳而有说服力，即使隔着电话，也能让人感受到那种专业和坚定。陈默在一旁听着，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——沈清如怀孕六个月，本该在家休息，但此刻却坐在这个三十平米的工作室里，为了一场可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走向的投票而战。
九点半，股市开盘。
三一重工以9.02元高开1.5%，显然是看好方案通过的投资者在买入。但开盘后股价迅速回落，在8.90元附近震荡。成交量放大，多空分歧明显。
陈默紧盯着盘口。买一挂着三千手，卖一挂着两千手，看似均衡，但下面的买卖档位显示卖压更重。有人在趁着高开出货，也有人在逢低吸纳。
“北京长信确认反对。”沈清如挂断一个电话，在记录本上标注，“但他们只持有八百万股，而且说如果下午看到通过无望，可能会改票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他们怕投了反对票，最后方案还是通过，会得罪上市公司和保荐机构。”沈清如揉了揉太阳穴，“很多机构都有这种顾虑。”
陈默理解这种心态。在中国的关系型市场中，得罪一家有潜力的上市公司，可能意味着失去未来所有的业务机会。对于公募基金来说，还要面对持有人的压力——如果因为投反对票导致股价短期下跌，持有人会问责。
“所以我们的策略要调整。”陈默在白板上写下新的思路，“不追求否决方案，而是追求提高反对票比例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如果我们能争取到10%-15%的反对票，虽然方案还是会通过，但会向市场释放强烈信号：流通股东不是好打发的。这会为下一批试点公司树立标杆，迫使他们提高对价。”陈默说，“而且，高反对票比例本身就会对股价形成压力，三一和华泰会难堪。”
沈清如眼睛亮了：“对，这是更现实的策略。否决太难，但制造足够的反对声音，可以达到同样的威慑效果。”
两人迅速调整了沟通话术。从“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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