仰头看着37层的玻璃幕墙，阳光太烈，晃得他睁不开眼。
梁启明从大堂里走出来，西装笔挺，皮鞋锃亮，身后跟着两个拎公文包的年轻人。他经过陈默身边时扫了一眼——不是看人，是看那只坏了一个轮子的行李箱。
就那一眼。
然后他脚步没停，径直走向门口那辆黑色的奔驰。
后来老陆打电话来说，启明的人事部通知你下周面试。陈默问，为什么是他们主动联系我？老陆说，梁启明记住了你的行李箱。
那时陈默不懂。
后来他懂了。
梁启明记住的不是行李箱，是那只破旧行李箱上绑着的一本《证券分析》。
他在上海见过太多带着这本书闯深圳的年轻人。有些留下了，有些走了，有些赚到了钱，有些赔光了本钱。但梁启明从不让任何人看出来他记得谁。
那是旧时代的生存法则：不暴底牌，不表露情绪，不承认任何可能成为软肋的连接。
七年后的今天，梁启明给他打这通电话。
陈默开口了。
“梁总，我不能做。”
电话那头没有立刻回应。只有很轻的呼吸声。
“理由。”梁启明说。
“我没有抄底的勇气。”陈默说。
他顿了顿。
“只有等待的耐心。”
沉默。
然后是梁启明的笑声。不是苦笑，不是自嘲，是一种奇怪的、卸下重担般的笑。
“你还是这样。”他说，“七年前我请你做联合坐庄，你说个人能力与风格不符。三年前股改找你合作，你提三条原则，一票否决权、操作独立性、信息防火墙。今天市场跌成这样，你手里握着全行业最高的现金比例，你还是说不能做。”
“陈默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种人——在圈子里有多招人恨？”
陈默没有说话。
“可是。”梁启明停顿了很长很长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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