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韩阳重新纳入自己麾下，既是用人，也是保护。
而在杨嗣昌的书房里，关于韩阳的这份最新“材料”，则成了他与心腹议事的焦点之一。
“元辅，韩阳此子，桀骜不驯，已现端倪！”一名御史出身的幕僚愤然道，“前有擅开武库、强征京营之举，今又无令出战，虽有小胜，然此风断不可长！
若边镇将领皆效仿此例，视朝廷法度为无物，则国将不国！此例一开，后患无穷！下官以为，当借此机会，严加申饬，甚至可夺其职，押送京师问罪，以正国法！”
另一名更为老成的幕僚则捻须沉吟：“话虽如此，然其确有所斩获，正值虏骑猖獗、人心惶惶之际，若严惩有功之将，恐寒了前线将士之心，亦予卢象升等人口实。皇上态度，似乎也……”
杨嗣昌端坐主位，面容清癯，目光沉静，看不出喜怒。他轻轻放下茶盏，缓缓道：“韩阳，一柄刀而已。锋利，但难握。卢象升想握，皇上……也想用，又不敢放心用。”
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当前第一要务，仍是剿寇。洪亨九、孙白谷在河南、湖广与流寇激战正酣，急需朝廷全力支持，粮饷、权威，一丝也不能分薄。
北虏虽烈，然其志在掳掠，终要北返。而流寇若成气候，则动摇国本。此轻重缓急，不可不察。”
“元辅的意思是……”幕僚试探。
“韩阳此子，可用，但需置于绝对可控之地，绝不可再予其实权，尤其是独立统兵之权。”
杨嗣昌眼中闪过一丝精光，“其在涿州所为，正说明此人绝非甘于寂寞之辈。放在卢象升麾下，以卢之刚烈，二者相加，恐生事端，亦会分走本应用于剿寇的粮饷心力。不若……将其调离北线。”
“调离？调往何处？”
“东南。”杨嗣昌吐出一个词，“漕运总督张国维处，正缺得力武将押运漕粮，剿抚沿河水匪。
此地远离虏骑，无仗可打，却又关系朝廷命脉，需谨慎小心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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