漱泉轩的生意，越发兴隆。每日午后，崔先生那张靠窗的梨木桌周围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。茶客们来此，与其说是听书，不如说是来交换信息，寻求共鸣，或者，只是想从崔先生那张嘴里，听到一些能让自己安心的解读。
崔先生依旧是那副模样，不疾不徐，惊堂木一响，便开讲。说的内容，却渐渐有了些微妙的变化。他不再局限于“新匾”事件本身，话里话外，开始延伸。
“……列位，这‘见义惩恶’四个字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啥叫‘义’？啥叫‘恶’？有时候，黑的白不了，可有时候，白的，它也未必就那么白。” 他啜了口茶，慢悠悠道，“就说这税赋，朝廷要收税，天经地义。可怎么收，收多少，这里头学问就大了。田多的，有法子少交；田少的，没门路的，就得勒紧裤腰带。为啥？还不是因为那本账，糊涂！”
“朝廷有朝廷的黄册，县里有县里的鱼鳞册，里长甲首手里还有一本私册。三本册子对不上，那银子、那粮食，就从这缝隙里，漏到某些人的口袋里去了。这就好比一个筛子，眼儿太大，该留的没留住，不该漏的，全漏光了。”
茶客们听得入神，有人忍不住问：“崔先生，那这回赵御史查账，能把这筛子眼儿堵上不？”
崔先生嘿嘿一笑，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：“堵？谈何容易！这筛子用了百十年，都锈住了，窟窿眼儿都成了通路。你想堵，就得把筛子拆了重编。可这筛子连着多少根线？扯着多少人的肉？你一动手，疼的人多了，能让你安生？”
“那……那就没辙了？” 茶客们有些沮丧。
“辙嘛，也不是没有。” 崔先生话锋一转，“就看编筛子的人，有没有那个决心，有没有那个力气，能不能顶得住疼，能不能找到新的、更结实的材料。这赵御史，或许就是来试试水，看看这筛子，到底锈到了什么程度，窟窿有多大。”
他不再深说，转而讲起古来，讲前朝那些试图“变法”、“改制”的名臣，有的成功一时，身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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