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冻结程序，尤其是在涉及非欧盟注册实体时，他们需要更具体的、指向欧盟内部犯罪或威胁的证据。比如，明确显示资金通过欧盟成员国银行系统流转、用于在欧盟境内策划犯罪、或直接威胁欧盟公民安全的证据。科斯塔特别强调，他们需要确保任何基于我们情报采取的行动，符合《欧盟基本权利宪章》和《欧洲人权公约》关于财产权和正当程序的规定，证据链必须扎实，程序必须无懈可击，否则后续的司法挑战会让他们很被动。她给了我们一个清单，上面列出了几种他们最需要、也最能说服成员国法官的证据类型。”
伦敦的红色指示灯最后亮起，但“园丁”的另一个通讯线路传来的消息更为保守：“英国NCA的态度最为谨慎。他们承认网络的存在和潜在威胁，但强调英国法律对资产冻结，尤其是针对离岸实体的冻结，要求‘平衡 proportionality’原则和‘迫切必要性’。他们要求我们提供‘信达丰’网络与英国本土具体犯罪活动（如洗钱、腐败、欺诈）的直接关联证据，或者明确显示其资产位于英国境内、且存在被用于严重犯罪的‘现实且紧迫的风险’。他们甚至暗示，如果我们不能提供此类证据，他们更倾向于通过金融行为监管局对相关金融机构进行‘风险提示’和‘加强审查’，而非直接动用冻结权力。这显然是推脱，不想当出头鸟。”
三地的回复，核心诉求惊人一致：更多、更直接、更具法律效力、更能满足各自司法体系特定要求的犯罪证据。 匿名情报和关联分析可以作为启动调查的由头，但要推动这些官僚机器开动最具威力的紧急强制措施，尤其是在跨国、跨司法管辖区的复杂案件中，他们需要能说服内部决策者、抵抗潜在政治压力、并在法庭上经得起挑战的“硬货”。
“他们想要一把能刺穿所有法律和程序盾牌的标枪，而我们目前提供的，更像是一张指出了标枪可能所在区域的地图。”苏瑾的声音在数据流中响起，冷静地分析着局面，“这在意料之中。没有哪个负责任的执法机构，会仅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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