述和间接证据，涉及的具体实体、关键人物、以及确凿的、能够直接用于司法起诉或采取强制措施的证据，仍然比较有限。而且，这些信息主要集中在金融和商业层面，对于这个组织的内部结构、决策层级、以及与某些……政治势力的具体关联，触及不深。”
他身体微微前倾，语气依旧平和，但分量明显加重：“瑞士联邦为您提供了庇护，承担了相应的国际义务和潜在风险。我们希望，并且需要，这种合作是相互的，是可持续的，并且是……不断深入的。您明白我的意思吗，索科洛娜女士？”
胡伯律师在一旁安静地坐着，扮演着见证者和法律顾问的角色，但显然，这次会面的主导者是韦伯。
林晚迎着韦伯的目光，没有躲闪。“我明白，韦伯先生。我从未想过，仅凭之前那些零散的信息，就能一劳永逸。我也深知，要真正打击像‘黑色郁金香’这样的组织，需要更具体、更有力的情报。”
她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斟酌词句：“但是，也请您理解我的处境。我掌握的很多信息，是我在过去几年冒着生命危险，通过秘密渠道一点一点搜集起来的，有些甚至是我的线人用鲜血换来的。这些信息是我保命的根本。在我的人身安全得到完全、可靠的保障之前，在我确信这些信息不会被不当使用，或者反过来危及我和我尚在A国的亲人和线人之前，我不可能，也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全部交出。”
这是讨价还价，也是试探。她需要知道瑞士方面对“合作”的期望值有多高，底线在哪里，以及他们能为她提供什么样的“保障”。
韦伯先生似乎对她的反应并不意外。他轻轻点了点头：“很合理的顾虑。瑞士尊重并保护信息提供者的安全，这是我们信誉的基石。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对您的保护措施。比如，为您提供更隐蔽、更安全的永久居所安排；在极端情况下，启动证人保护程序，为您和您的直系亲属（如果可能）变更身份；确保您提供的信息，在用于司法或监管目的时，会以适当方式进行处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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