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？我的庇护，在‘母亲’的全力攻击下，又能维持多久？当我的存在对瑞士来说，弊大于利时，庇护还会存在吗？”
她抬起头，目光清澈而坚定：“我丈夫正在遭受不白之冤，生命受到威胁。我的妹妹在国内独自支撑，面对滔天恶意。而我，躲在这里，依靠一份随时可能被撤销的、充满不确定性的庇护，苟延残喘，等待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‘确凿证据’？不，韦伯局长，这不是我的选择。”
韦伯皱紧了眉头，他听出了林晚话中的决绝，也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。“你想做什么，索科洛娃女士？”
“我要回国。”林晚一字一句，清晰地说道。
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，只有空调系统低沉的嗡鸣。
“你疯了？”韦伯难以置信地看着她，“回去就是死路一条！你丈夫的罪名，再加上你的走私指控，你们俩很可能把牢底坐穿！‘母亲’正希望你们这样！”
“也许吧。”林晚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有一种看透一切的悲凉，也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勇气，“但回去，我至少能和他在一起。我们能请律师，能上诉，能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，哪怕希望渺茫。我们能面对那些构陷我们的‘证据’，哪怕它们被包装得再完美。最重要的是，”她停顿了一下，眼神变得锐利如刀，“我在瑞士，是一个被动的逃亡者，一个等待被裁决的庇护申请人。但我回国，哪怕是以嫌疑人的身份回去，我也是在自己的国家，在自己的法律框架下。有些事，只有在那里，我才能做。有些人，只有面对面的斗争，我才有机会战胜。”
她的话让韦伯陷入了沉思。他当然不相信林晚回国是为了“夫妻团聚”或者“相信法律”这么简单。这个女人比他想象的要危险，也更有魄力。她回国，必然有所图谋，甚至有鱼死网破的准备。
“即使你回去，也未必能见到你丈夫，更别提‘在一起’了。他们很可能把你们分开羁押，防止串供。”韦伯提醒道，语气中少了几分公事公办，多了点复杂的意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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