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容的喉咙发紧。
她张开嘴，想说“没有，我很好”，想说“都过去了”，但那些话卡在喉咙里，变成一片沉默。她能说什么？说她这三年每天戴着假面生活？说她用变声器伪装声音？说她潜伏在仇人的公司里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？说她曾经在深夜的公寓里，因为应激障碍发作而浑身颤抖、无法呼吸？
她不能说。
“妈，”她最终只是说，“都解决了。现在一切都好了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吸鼻子的声音。
“解决了就好，解决了就好。”母亲重复着，像是在安慰自己，“妈就知道，我们家容容从小就有主意，什么事都能处理好。就是……就是……”
她的声音又犹豫起来。
“就是什么？”路容问。
母亲沉默了很久。
久到路容以为信号断了，她才再次开口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在说一个秘密：“容容，妈跟你说个事，你别害怕。”
路容坐直了身体。
“什么事？”
“就前几天，”母亲的声音里带着后怕，“大概是你上新闻之后两三天吧，家里来了几个人。说是记者，想采访你的家人，了解你小时候的事。”
路容的呼吸一滞。
“他们长什么样？”她问，声音不自觉地绷紧了。
“两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都穿着挺正式的西装。”母亲回忆着，“开着一辆黑色的车，车牌是外地的。他们说是什么……什么财经媒体的，想做个深度报道，需要了解你的成长背景。”
“您让他们进门了？”
“没有。”母亲的声音突然变得坚定，“妈没让。你爸走得早，妈一个人在家，哪敢随便让陌生人进门。我就站在门口，隔着防盗门跟他们说话。”
路容稍微松了口气，但心脏依然悬着。
“他们都问了什么？”
“问了好多。”母亲说，“问你是哪年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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