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一八〇八年五月，庄园里的丁香花开了。
那是玛丽很多年前亲手种下的，在门廊两侧各栽了一丛。每年春天，紫色和白色的小花开满枝头，香气能飘进楼上的每一个房间。但今年，玛丽站在花丛前，只是怔怔地看了一会儿，就转身进屋了——她没有心思赏花。
法国人走后，庄园并没有恢复平静。
赔款还是要交的。每月初，镇上的法国驻军会派人来，收走粮食、鸡蛋、布匹，有时甚至是家具——只要能换成钱的东西，他们都收。老弗里茨把那袋法国中士留下的铜板交给玛丽时，玛丽数了数，苦笑了一下：这点钱，还不够半个月的“摊派”。
“我们还能撑多久？”那天晚上，玛丽问他。
老弗里茨没有回答。他坐在壁炉边，借着火光继续写他的笔记。那本子已经写满了小半本，全是战场上的人和事，还有施泰因说的那些话。他不知道这有什么用，但他停不下来。
弗里德里希趴在桌边，就着同一盏烛火看书。那本《社会契约论》他已经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很多地方还是看不懂，但有些句子他反复读，像是要嚼出味道来：
“人是生而自由的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……”
他抬头看了看父亲。父亲低着头写字，脸上的皱纹在火光里显得更深了。母亲在厨房里收拾碗碟，偶尔传来瓷器的轻响。外面传来夜鸟的叫声，一声一声的，叫得人心慌。
“父亲，”他忽然开口，“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交这些钱？”
老弗里茨停下笔，抬起头。
“因为打输了。”
“那打赢了就不用交吗？”
“打赢了，就是他们给我们交。”
弗里德里希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那下一次，我们能打赢吗？”
老弗里茨看着他。烛火跳动，把儿子的脸映得忽明忽暗。那张脸上有一种他从未注意过的认真——不是孩子的认真，是成年人的那种、带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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