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是分组讨论。
暹罗族和缅族的代表被分在同一个小组，地点在国会大厦东侧的一间小会议厅里。
长条桌上铺着白台布，摆着矿泉水和烟灰缸。
阿泰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窗外是朱雀大街的车流，南风牌轿车的镀铬装饰条在午后阳光里一闪一闪的。
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。
大城府的素拉猜说暹罗族聚居区的乡村小学教师严重短缺，暹罗语教材还是1952年编的旧版本，很多内容跟现在的新课本对不上。
吞武里府的代表说他们那边暹罗族农民搞不清土地承包的具体条款，汉人村干部解释了几遍也听不懂，希望能配暹罗语翻译。
阿泰没有说这些。
轮到他发言的时候，他站起来，手撑着桌沿，沉默了足足有十秒钟。
旁边的素拉猜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，他才开口。
“我叫阿泰，曼谷码头的搬运工。”
“我爹死在日本人手里，我娘在渡口卖了二十年鱼汤粉，被人摔过碗、骂过、打过。每一次，她都跪在地上，看着碗哭。”
“那天那个日本人把碗摔在地上，我本来不想管。但是我想到我娘当年捡碎碗片的模样。
她那时候跪在地上，手抖得捡不起碎片，旁边没有人帮她。所以我站出来了。”
“那个日本人问我，你是警察吗，你是政府的人吗。我说，我是南华人。
这是我第一次说这句话，以前我只会说，我是暹罗人。那天之后，我开始说，我是南华人。”
他坐下去的时候，会议室里静了好一阵。那个负责做记录的秘书停下了笔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第三日下午，闭幕式。
李佑林走上讲台，没有拿稿子。
他把双手撑在讲台两侧，目光扫过台下的两千多张面孔，从最前排的政府部长一直看到最后一排的各族代表。
然后他才开始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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