样，就算有金山银山，冷冷清清的，有什么好？” 用自己拥有的（哪怕是麻烦和混乱）的“人情味”和“常态”，去对比贝西克所没有的（或者他们以为他没有的）那些东西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或平衡感。
刘慧兰再次成为这些议论的终端接收者之一。这一次，她听到的版本更加直白，也更加“深入人心”。不再是具体的指责，而是一种盖棺定论式的评价。
一位远房表姐在电话里“推心置腹”地说：“慧兰，咱们是实在亲戚，我才多说一句。西克这孩子，能力是真没得说，这咱们都得认。可这做人啊，不能光看能力，也得看活法。你说他现在，要钱有钱，要本事有本事，可你看看他过的日子？吃个饭像做化学实验，出个门像军事行动，身边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。是，他是不要我们操心，可这也太…太不像个过日子的人了。我们看着都心疼，你说他自个儿，真觉得有意思？要我说，他就是心思太重，以前钻钱眼，现在钻别的牛角尖，钻来钻去，把自己钻进去了。赚再多，活成这样，也是…唉。”
这番话说得貌似恳切，充满了“为你好”的关怀，实则将贝西克的整个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彻底否定。其潜台词是：你儿子的成功是畸形的，他的生活是失败的，他作为一个“人”是不完整、不快乐、甚至可怜的。
刘慧兰握着电话，听着那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，心里最初涌起的，已不是前一次的憋闷或难过，而是一种复杂的、近乎荒凉的感觉。她发现，自己似乎永远无法让这些亲戚真正理解，更别说接受她的儿子。他们看到的，永远是他们想看到的，或者只能看到的那个“怪”的部分。他们用自己那套关于“正常人”生活的模板去套贝西克，发现处处不合，于是便断定模板没错，是贝西克这个“零件”错了，怪了。
她想反驳，想说西克他很好，他过得充实，他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可话到嘴边，又觉得无力。她知道，在表姐那套根深蒂固的价值观里，没有家庭、没有热闹、没有“烟火气”的生活，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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