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格要雅致，要有点文化气息。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一定要留着，那是文脉。可以请人题个字，刻个匾，钱不够，我们小雅（她女儿）认识美术学院的同学，可以帮忙设计，肯定有品位。”
二姨的方案，强调的是“文化品位”和“家风”，反对“俗气”和“张扬”。这既符合她一贯的清高姿态，也是在争夺对“家族形象”的定义权。她不屑于大舅的“面子工程”，也看不上三姑那种“省钱实在”的小家子气，她要的是“有文化”、“有格调”，而这方面，她自认最有发言权。如果按她的想法来，那么她和她那个读研究生的女儿，自然就成了“文化顾问”，地位凸显。
三个电话，三种截然不同的方案，背后是三种不同的立场和诉求：大舅要的是家族权威和实际利益（可能为其子揽工程）；三姑要的是实惠和话语权（反对大舅，彰显自家作用）；二姨要的是文化定义权和品位优越感。他们都试图将老宅改造这件事，纳入自己的轨道，并借此机会，在家族内部重新划分影响力版图。
而老贝父母，作为产权人，反而成了各方争夺和施压的对象，被架在火上烤。同意任何一方，都会得罪另外两方，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家庭矛盾。而且，无论按谁的方案，都意味着要投入比预期更多的精力、金钱，并卷入复杂的家族政治博弈。
老贝父亲愁得饭都吃不下了，跟老伴商量来商量去，拿不定主意。大舅那边催得紧，话说得越来越重，什么“不顾全家族”、“只顾自己小家”、“忘了根本”。三姑那边则天天打电话“提醒”，说大舅家怎么不靠谱，怎么想捞钱。二姨倒是没那么急，但每次通话，总要“不经意”地提起“品味”、“格调”的重要性，暗示按大舅或三姑的想法搞，会“丢贝家的人”。
“这……这可怎么办啊！” 母亲也急了，“答应谁都不行，不答应谁都要得罪人！这老宅，还不如不改造呢！”
“要不……问问明远？” 父亲迟疑地说。
“问他有什么用？他又不在老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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