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了，因为任何争吵都会被贝西克迅速定义为“无效情绪耗散”，并启动“冷静隔离程序”或“数据复查流程”，最终往往以父母的生理指标波动（被记录）和贝西克平静的“行为修正建议”告终。交流也少了，除了必要的关于日程、饮食、身体感受（被要求量化描述，如“头晕程度1-10分打几分”）的对话，几乎再无其他。父母之间的话也变少了，一种共同的、沉重的无力感和被“监管”的压抑，像一层透明的薄膜隔在他们中间，许多话到了嘴边，又觉得说了也无用，徒增烦恼，于是便咽了回去。
贝西克似乎很满意这种状态。在他的数据板上，父母的各项生理指标曲线平稳向好，行为依从性（尽管带着抗拒）稳步提高，计划外事件（如亲戚骚扰）被高效拦截和处理。整个“健康管理项目”正朝着预期的轨道前进，干扰被降至最低，效率最大化。
然而，这种平静，在一个周六的下午被打破了。打破它的不是外来的冲击，而是来自堡垒内部一次微小的、看似寻常的“系统能耗评估”。
事情源于一次晚餐后的“家庭会议”——这是贝西克引入的每周一次的固定程序，用于“复盘本周健康数据，规划下周优化方案，并就非计划事件进行低情绪负载沟通”。通常，这只是贝西克单方面的数据播报和指令下达，父母沉默地听着，最多在被问到“是否有不适感”时，简短地回答“没有”或“有点累”。
但这个周六，当贝西克像往常一样，用平板调出本周的数据总结，用平稳无波的语调陈述“父亲平均静息心率下降2.1%，晨跑后血氧饱和度提升趋势明显；母亲午餐后血糖峰值波动范围缩小，对低GI食物耐受性增强”时，母亲低着头，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围裙边，忽然很小声地、几乎是嗫嚅着插了一句：
“……西克，今天……今天你三叔公家的小孙子满月……在老家摆酒……你爸以前，每次这种红白事，都会打个红包过去的……现在……现在这……是不是也该……”
她的声音越说越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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