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、航母舰载机、下一代洲际导弹，都依赖大毛国的某些关键部件和材料。断供了，我们的项目至少推迟三到五年。”
徐坤说。“三到五年。那是他们的估计。我们自己的估计呢？我们自己能不能把那些关键部件和材料搞出来？不是不能，是时间。
时间不等人，但人可以加速。把资源集中到那几个短板上，集中攻关，三到五年缩到一年半，一年半缩到一年。不是做不到，是看有没有决心。”
刘季说。“决心我们有。资源我们也有。但时间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。大毛国断供，不是临时通知，是突然袭击。我们的库存能撑多久？一年？半年？我们的替代方案能撑多久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就是风险。”
徐坤说。“风险一直都在。从我们决定走自主研发这条路的那天起，风险就在那里。大毛国不断供，风险小一点。大毛国断供了，风险大一点。
但风险大一点不代表走不下去。我们走过的路，哪一条没有风险？两弹一星有风险，载人航天有风险，高铁有风险，芯片有风险。哪一条不是从风险中走出来的？”
刘季沉默了几秒。窗外的天暗了一些，云层更低了，像是要压在楼顶上。路灯还没有亮，但天色已经不足以看清远处的东西。
“你说得对。”刘季说。“风险一直都在。但这一次的风险，不是技术风险，是战略风险。大毛国倒向米国，意味着我们的西向战略通道可能会被卡住。
不是运输线被卡，是我们在大毛国的影响力被卡。他们不再配合我们在中亚的布局，不再支持我们在伊国的立场，不再给我们提供战略掩护。这些影响力层面的损失，比技术断供更致命。”
徐坤说。“所以我们要重新评估与大毛国的关系。不是断交，不是对抗，是重新定位。从‘战略协作伙伴’降级到‘正常国家关系’。
协作是双向的，现在他们不协作，我们就不用再跟他们协作。正常国家关系就是——该做生意做生意，该吵架吵架，该防着防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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