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明白了。”陈默没有流露情绪，继续追问，“那么，关于基金会资产的最终税务归属论证呢？如果论证成功，至少应税遗产总额会减少，我的个人税负压力也能相应减轻。这方面进度如何？”
“论证在进行中，但复杂且耗时。”周正明坦言，“列支敦士登和瑞士的税务机构都需要审查大量文件，以确认基金会在你祖父去世前已有效设立、独立运作，并非单纯的避税工具。Weber博士的团队正在全力准备材料并与当局沟通，但保守估计，最终结论至少还需要两到三个月才能初步明确。这与你支付首笔税款的时间窗口高度重叠，甚至可能迟于截止日期。我们不能将解决资金缺口的希望，完全寄托在税务论证成功并大幅降低税基这种不确定的结果上。 必须做两手准备。”
“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基于‘基金会资产可能仍被部分计入应税遗产，且需全额支付税款’的最坏情况，来制定筹资方案。”陈默总结道，语气冷静得近乎冷酷。
“是的。这是当前唯一负责任的策略。”周正明确认，“因此，我们回到之前讨论过的选项：变现部分金融资产，和/或紧急处置一到两处高税负房产。Thomas Berger的团队已经根据最新市场情况，提供了投资组合中部分持仓的变现模拟，包括预估的资本利得税和交易成本。同时，Elena的团队也要求伦敦和纽约的本地合作方，提供了在当前市场环境下，‘紧急出售’（4-6个月完成交易）的初步估值区间和折价预估。我们需要综合评估，做出决策。”
陈默感到太阳穴在跳动。这不是模拟，是真实的、迫在眉睫的、涉及数千万乃至上亿资金缺口的决策压力。而他必须在信息不完备、时间紧迫、且每个选项都代价高昂的情况下，做出选择。他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气，手指无意识地划过鼠标垫，目光落在旁边另一台处于休眠状态的笔记本电脑上——那上面还停留着他白天在德汇咨询未完成的一份竞品数据分析报告。
“我需要看到具体的数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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