‘李哲’的男声,我们通过非公开渠道,获取了其数年前在一次私人聚会上的非正式发言片段——该聚会曾因其他事件被调查,留有部分录音存档——进行了对比。虽然样本有限,但几个关键特征,如特有的鼻音共振频率、语流中不规则的基频抖动模式,以及那句标志性的‘我小舅可是等着信儿呢’中‘小舅’二字的特殊发音方式,均显示出高度相关性。结合宋玉成的供述和该录音内容涉及的核心信息,技术部门倾向于认为,通话另一方为李哲的可能性超过95%。”
“此外,”苏瑾切换屏幕,展示出一份通讯记录分析,“我们结合从郑怀山、宋玉成处查获的旧手机、通讯录以及部分未销毁的纸质记录,对十一年前相关时间段的关键人物通讯进行了交叉溯源。虽然没有直接的通话记录留存,但可以确认,在匿名举报信出现前后,郑怀山与王德发之间存在多次非正常工作时间、非办公地点的联络。同时,在那个时期,郑怀山的一部已停用、但未销毁的私人手机号码,与一个登记在李哲当时女友名下的手机号码,有过数次短暂通话。这个号码,后来在李哲因一起酒后驾车肇事逃逸案件被短暂拘留时,出现在其联系人名单中,被警方记录在案。而刘振邦的办公室座机,在相近时间段,也与郑怀山的办公电话有过数次通话记录,时长多在五到十分钟,符合‘汇报工作’或‘接受指示’的特征。”
苏瑾的汇报,没有主观臆测,没有情感渲染,只有一条条冰冷的、基于技术分析和客观记录的数据与事实。声纹比对,通讯记录交叉验证,时间线吻合……这些硬邦邦的证据,如同最精密的齿轮,严丝合缝地咬合在一起,将十一年前那场发生在阴影下的密谋,清晰地勾勒、重现出来。
“三段历史录音的真实性、关联性,从技术角度,基本可以确认。”苏瑾最后总结道,“结合郑怀山、宋玉成刚才的供述,以及我们掌握的王德发妻子证词、部分未销毁的原始文件,当年构陷林国栋事件的轮廓,已经非常清晰。”
陈默安静地听着,目光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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