描绘成了一种“相对安全”的避难所，将“自首揭发”包装成了一个可以争取“更好待遇”的筹码。这扭曲的逻辑，却恰恰击中了郑怀山此刻最深的恐惧——对李哲和“蝎子”集团报复的恐惧。
郑怀山的额头上，冷汗密密麻麻地渗出。他当然知道监狱是什么样子，那绝不是陈默轻描淡写的“有规矩、有秩序”那么简单。那是彻底的失去自由，失去尊严，失去一切社会关系，在方寸之地了此残生，甚至可能死在里面的地方。他曾经高高在上，去过监狱视察，见过那些囚犯麻木的眼神。让他去那里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？光是想想，他就感到一阵阵眩晕和恶心。
但是……在外面呢？陈默真的会“信守承诺”，仅仅是不主动提交证据，然后就对他们不闻不问，让他们拿着那点“基本生活费”苟活？他不信。陈默费尽心机，布下如此大局，逼得他们倾家荡产，写下致命供述，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他们“隐姓埋名”？这说不通。更大的可能是，陈默会让他们在外面“自然”地消失，或者，巧妙地让他们的行踪和罪证“泄露”给李哲和“蝎子”，借刀杀人。那样，陈默既履行了“不主动提交”的承诺（因为他确实没提交），又能借李哲和“蝎子”的手除掉他们，还不用脏了自己的手。
想到这里，郑怀山通体冰寒。无论选哪个，似乎都是死路一条，只是一个快些，一个慢些；一个公开耻辱，一个可能死得不明不白。
“陈总……难道……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吗？”郑怀山的声音带着绝望的哭腔，他像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溺水者，尽管知道那稻草可能根本不存在，“我们可以……可以帮您！您要对付李哲，对付‘蝎子’，我们可以当您的内应！我们可以帮您收集更多证据！只要您给我们一条真正的生路，让我们做什么都行！”
他试图展现自己最后的“价值”，试图用“合作”来换取陈默真正的庇护。
宋玉成也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连点头：“对对对！陈总！我们可以戴罪立功！我们帮您扳倒他们！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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