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他握着手机，在黑暗中，脸上浮现出一种混合着病态亢奋和报复性快感的复杂表情。他享受着二舅妈的哀求，享受着这种被人需要、被人仰望、甚至被人恐惧（恐惧他不出手相助）的感觉。这种感觉，在他跟随郑怀山风光时有过，但后来失去太久太彻底了。如今，以这样一种荒诞而危险的方式重新获得，让他沉醉，让他飘飘然。
“嗯……”他故意拉长了声音，仿佛在权衡，在思考其中的难度，“检察院和法院那边……我认识的那位，倒还真能递上话。不过，二舅妈，你也知道，这种事情，不是打个招呼就行的，尤其是对方也有关系的情况下。需要打点的环节不少，需要打点的人，也不是一个两个。而且，关键是要让被害人那边松口，达成谅解，这才能从轻处理。”
“我懂！我懂！”二舅妈连忙说，语气急切，“海子，你说，要怎么做？我们都听你的！只要能把勇子捞出来，不让他坐牢，花多少钱，怎么打点，你说了算！你二舅那边我去说！他肯定也听你的！”
“这样吧，”王海用一种仿佛经过深思熟虑、运筹帷幄的语气说道，“我先问问情况，摸摸底。看看具体是哪个检察官负责，主审法官可能会是谁，对方到底找了谁的关系。等我把情况摸清楚了，再告诉你该怎么做，该找谁，该准备什么。钱的事，先不急，等有眉目了再说。都是亲戚，我能帮肯定帮。”
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，既显示了他的“能量”和“门路”（能问到具体经办人和对方的关系），又显得他重情重义、不图钱财（“钱的事先不急”），还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（“等我摸清楚了再说”）。
二舅妈在电话那头千恩万谢，语气里的卑微和讨好，与几分钟前那虚伪的热情和敷衍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她甚至开始主动提及家里最近有什么新鲜事，哪个亲戚又怎么了，试图拉近关系，全然忘记了不久前他们是如何在背后议论王海，如何叮嘱家里人不要再跟他往来。
王海敷衍地应和着，享受着这种奉承，但心里那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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