悔过,如何更“有价值”地展现自己的“利用价值”。他将所有的精神能量,都投注在这唯一的、病态的“事业”上,仿佛这是他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最后意义。
偶尔,在“放风”时,看着高墙切割出的那一小片灰蒙蒙的天空,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、属于正常世界的模糊声响(也许是汽车驶过,也许是孩子的笑闹,也许只是风声),他会感到一阵尖锐的、几乎要将他撕裂的渴望。渴望自由,渴望阳光,渴望人群,渴望回到那个虽然充满烦恼、但至少真实鲜活的世界。但紧接着,就是更深的绝望。他的世界,已经只剩下这方寸之地,和脑海中那些越来越干瘪的记忆碎片。陈默那句“划清界限”,在这种时刻,会变成最锋利的冰锥,刺穿他所有虚妄的幻想。他为之挣扎、为之出卖灵魂想要换取的“未来”,早已失去了最重要的观众和意义。这种认知带来的荒诞与虚无,比肉体的囚禁更令他窒息。
他变得越来越沉默,也越来越焦躁。有时会在房间里无意识地来回踱步,一踱就是几个小时,嘴里念念有词,复述着笔记上的内容,或者凭空编造着与赵志国、与李哲、甚至与早已不知去向的郑怀山的对话。看守透过门上的小窗观察他,眼神里偶尔会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、类似观察实验室动物般的审视,但从未干涉。只要他不试图自残或做出过激行为,他的所有异常,都被默许,或者说,被无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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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哲的豪宅里,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流淌。表面平静,内里却涌动着无声的暗流。外公外婆的到来,给这个过于空旷、冷清的房子增添了一些属于“家”的烟火气,却也带来了挥之不去的、属于过往的沉重。
两位老人起初极为拘谨,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,说话都不敢大声,生怕碰坏了什么昂贵的摆设,或者惹主人家不快。李哲对此视若无睹,态度客气而疏离,仿佛家里多了两件会走动的旧家具。王芳则小心伺候着父母,尽力让他们感到舒适,同时也更加谨慎地扮演着“寄居者”的角色,努力不让自己和父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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