钢笔一笔一划地写在图册旁边，字迹清隽工整。
火车是绿皮的，硬座，从省城到广州要三十多个小时。沈织宁和顾明远面对面坐着，中间的小桌上放着帆布包和几包干粮。车厢里挤满了人，过道上站着、坐着、躺着的都有，空气里混着烟味、泡面味和汗味。
沈织宁靠着车窗，看着外面的风景从北方的麦田变成南方的稻田，从平原变成丘陵，从黄土变成红土。
“紧张？”顾明远问。
“不紧张。就是怕样品压坏了。”
顾明远看了看她抱在怀里的帆布包，没说话。
两天一夜后，火车进了广州站。
沈织宁走出车站，被热浪扑了个跟头。四月的广州已经很热了，她穿着长袖衬衫，没走几步就出了一身汗。顾明远比她适应得快，他在大学时来过广州，知道哪里坐车、哪里住宿。
他们找了一家离广交会会场不远的招待所，最便宜的房间，六块钱一晚，两张单人床，一个风扇，公共卫生间。沈织宁放下行李，洗了把脸，打开帆布包检查样品。油纸完好，锦缎没有受潮，颜色依然鲜艳。
“明天早上，去会场门口蹲点。”她说。
广交会会场在流花路，一栋气势恢宏的建筑，门口挂着红色的横幅，进出的人西装革履，挂着胸牌。沈织宁穿着那件藏蓝色的涤卡上衣，站在门口的台阶下面，像一棵从土里长出来的庄稼。
她没有胸牌，进不去。但她不着急。
她在门口站了一上午，观察进出的人。外国人居多，也有港商和台商，每个人手里都提着或大或小的样品包。她注意到，有几个客户出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纺织品样品，看样子是刚刚在会场里看过的。
中午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白人男人从会场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块面料样品，眉头皱着，似乎不太满意。沈织宁迎上去，用英语说了一句：“Excuse me, sir. Would you like to see some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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