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生的这个时代还要早。比班纳特先生出生还要早。那时候法国大革命刚刚爆发，路易十六还没上断头台，整个欧洲都在动荡，人们在高呼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，却没有人想起那另一半人口。
一个英国女人，在那样的年代，在那样的动荡里，独自坐下來，铺开纸，提起笔，写下了这本书。
玛丽把蜡烛放在地上，盘腿坐下来，翻开第一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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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张已经泛黄了，边角有些脆，翻起来沙沙作响。但字迹清晰，印刷工整，每一个字母都稳稳地站在那里，等着她来读。
“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，女性之所以沦为软弱或可怜的生物，其原因在于她们被剥夺了理性教育的机会……”
她的眼睛一行一行扫过去。
“我深信，若忽视对女性的教育，人类的美德将永远无法进步；因为真理必须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……”
“我盼望女性能摆脱那种只求取悦他人的教育，转而培养自己的理性，成为独立的人……”
“那些声称女性生来就低人一等的论调，不过是强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编造的谎言……”
玛丽读得很快。
不是因为读不懂——恰恰相反，是太读得懂了。每一个字都像认识她，每一个句子都像在替她说话，替那个蹲在父亲书房角落里、被那些法律书读到发抖的九岁女孩说话。
她读到沃斯通克拉夫特反驳卢梭——那位被整个欧洲追捧的哲学家，说女性应该为取悦男性而受教育，说女性天生就该服从，说女性的头脑不适合思考。
“卢梭先生声称，女性生来就该服从男性。但我要问：这种‘生来’，是谁定义的？是自然，还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男人？”
玛丽想起那些书里的话。“女子之理智，本弱于男子。”“女子不宜深究学问。”那些话写在纸上，印成书，摆在书架上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读过、信过、传过。没有人问：这是谁说的？凭什么这么说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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