嗡嗡地转，日光灯管把走廊照得发白。沈渡站在磨砂玻璃外面等我，手里保温杯已经换了新的隔热纸巾——原来是白色，现在是浅绿色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换的。
“暖暖。”
“嗯。”我停在他面前。手里还残留着隔着玻璃和爸爸手心相抵的温度——那一面是凉的，另一面是热的。他把保温杯放进我手心。凉的，薄荷比上一次更浓。他把配方又调了——今天不必舒缓喉咙，今天需要的是让一个人在哭过之后还能开口说话。
“我把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告诉他了。你说他为我能站在周彦川面前念出三份证据而骄傲——比当厂长还骄傲。他听完之后没有说什么。只是用拇指擦了一下玻璃。”
他垂眼看了我很久。把保温杯从我手里拿回去放在旁边窗台上，然后伸手把我揽进怀里。不是天台额头吻的克制，不是存档室里说“妻子”两个字的冷静，是把我整个人按进他胸口，下巴抵在我头发上。他的衬衫前面被我攥出细密的褶皱——和之前每一次递文件、握手、碰耳尖都不一样。这一次他没有问疼不疼，没有说条款允许。他只是抱紧我。
过了很久他开口了。声音很轻，胸腔的震动贴在我额头上一字一字传进耳膜。
“你爸说的没错。你辛苦了。”
回程路上，他照例把车开得很慢。车窗半开，晚风灌进来，把监狱特有的消毒水味一点点吹散。我靠着头枕看窗外，忽然想到一件事。
“你第一次去看我爸是什么时候。”
“三年前。申请再审之前，我单独去了一次。他问我是谁。我说我叫沈渡，是江暖暖的丈夫。”
“你那时候还不是。”
“法律上不是。但我在那张访客登记表上填了配偶。门卫看了半天放我进去了。那是我第一次伪造法律文件。”
我转过头看他。他扶着方向盘，目视前方，耳尖没有红，嘴角也没有弧度。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平铺直叙，坦荡得让人无从反驳——这份坦诚里唯一的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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