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九点，崇城大学的银杏道上还没有多少学生。
三月的太阳温温吞吞地挂在天上，把银杏树光秃秃的枝丫投影在人行道上，像一幅潦草的炭笔画。
林深走在最前面，步履不快不慢。他走路的姿态和他说话的方式一样——沉稳、笃定，带着一种不急于说服任何人的从容。年霁川在他身后半步，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文件袋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玉晚词走在他旁边，没有挽他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保持着半步的距离，近到他一伸手就能碰到她。
他们穿过银杏道，拐进一条小路。这条路通向崇城大学最老的教师公寓区——几栋灰砖小楼藏在茂密的香樟树后面，外墙爬满了藤蔓，安静得像另一个时代。林深在其中一栋楼前停下来，掏出钥匙开门。
“请进。”
公寓不大，客厅兼作书房。两面墙都是书架，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，塞满了法学典籍和卷宗。窗边的书桌上摊着几份文件，烟灰缸里堆着摁灭的烟蒂——林深显然抽了不少烟。
“坐。”他指了指沙发，自己走到书桌前拿起一份装订好的文件。
年霁川没有坐。他站在客厅中央，手里还攥着那个文件袋。
“你说我父亲叫年广智。”
“是。”
“你说他死在监狱里。”
林深的手顿了一下。他把烟灰缸挪到一边，在书桌边缘坐下来，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。这个姿势让他的风衣下摆垂到地面，露出一截深灰色的裤腿。
“你是法学教授。”年霁川的声音很平，“你应该知道，这种话不能乱说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林深从书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过来，“所以我不说没有证据的话。”
一份DNA亲子鉴定报告。纸张很旧了，边角泛黄，上面盖着崇城市司法鉴定中心的公章。鉴定日期是二十年前。委托人一栏写着一个名字——许听竹。被鉴定人一栏写着两个名字：年广智，年霁川。
结论栏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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