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贪婪，有愤怒，也有一种吃定了对方的有恃无恐。
“刘先生，赔偿问题需要通过医疗鉴定程序——”
“我不做鉴定！”他又拍了一下桌子，桌上的水杯跳了起来，水溅了一桌。“你们医院自己查自己，能查出什么？我就要钱，不给钱，你们别想开门！”
第三天，医院门口出现了一群穿黑衣的人。
他们不是普通的家属。他们是有组织的。有人在指挥，有人负责拉横幅，有人负责烧纸，有人负责喊口号，有人负责拦人。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，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。
横幅拉起来了，白底黑字，写着“庸医杀人，还我父亲”。黑布扎成的灵棚搭在了门诊大厅正中间，占了半个大厅。哀乐响起来了，那种低沉沉的、让人头皮发麻的音乐，通过大喇叭循环播放，震得整个大厅都在颤抖。纸钱烧起来了，灰黑色的纸灰飘得满天都是，落在挂号窗口的玻璃上，落在候诊区的椅子上，落在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头上。
那个母亲抱着孩子，孩子才几个月大，被烟雾呛得直咳嗽。她想进门诊大厅，被两个黑衣人拦住了。
“看什么病？医院杀人了，你还敢来看病？”一个光头男人挡在她面前，双手抱胸，脸上带着一种蛮横的笑。
“我孩子发烧了，四十度！”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“发烧死不了。我爸被他们治死了！你们这些人都瞎了眼吗？”
母亲抱着孩子，站在门口，急得直跺脚。孩子在她怀里哭，声音越来越弱，嘴唇都发紫了。她终于忍不住，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
王淑芬从楼上下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——门诊大厅变成了灵堂，哀乐代替了叫号声，纸灰代替了消毒水的味道。一个母亲蹲在地上哭，孩子在她怀里烧得迷迷糊糊。
她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。
“把哀乐关了！”她对身边的医务科长说。
“关不了，喇叭在他们手里。”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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