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因为我的妻子病了的时候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”
理查德的声音很平，像是在陈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事实。
“他们把她从我身边带走的时候她还在发烧，我连一片阿司匹林都没来得及给她。”
白诺没有出声。
“后来我听说她死在了达豪，具体怎么死的没有人告诉我。”
理查德把碗放在地上，双手搁在膝盖上。
“我从柏林逃到维也纳，从维也纳逃到热那亚，从热那亚坐船到上海，一路上有四个同行的人死在海上，我帮他们合上了眼睛。”
他顿了一下。
“但我自己的妻子，我连她最后的样子都没有见到。”
白诺蹲在他对面，安静地等他说完。
“你觉得一个连自己家人都救不了的医生，还有资格给别人治病吗？”
白诺直直地看着他。
“理查德医生，你刚才给那个老先生正骨的时候手一点都没有抖。”
“你的手记得怎么救人，你的身体记得怎么当医生。”
理查德愣了一下，白诺把那碗水重新推到他手边。
“你救不了你妻子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是因为有人把整个世界都搞坏了。”
“你要是真的想对得起她，就用你这双手多救几个人。”
“让那些把世界搞坏的人少赢一个。”
理查德低着头什么都没说，但他把那碗水端起来喝完了。
从那天起他没有再回墙角坐着。
白诺在帐篷区搭了一个简易诊台，用两张长凳拼起来，铺上一层干净的白布，旁边放了一个开水壶和半盒碘酒棉球。
理查德每天早上准时坐在诊台后面，给那些犹太难民们看冻疮，处理感染的伤口，偶尔还要用蹩脚的中文跟附近来串门的邻居解释什么叫消毒。
白诺有时候会在旁边打下手，给他递纱布或者帮忙翻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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