坏了，他们知道医学院的学生要苦读六年，甚至八年，才可以有资格分到医院去当医生。而我只学习了六十天不到，就想给人治病？“庸医杀人呀！”他们坚决不同意。
于是，生产队又要我担任了坪陂队的会计。我的出工是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还是苦了莹贞，又是常常一个人出工。
然而，事情有变化了，我们第一年回上海，过了春节才回来。坪陂队因我这个会计缺席，春节时，没有办法年终结算分红，只好把我这个“赖”在上海不回来的会计给开除了。
如此这般折腾了二回，总算，我与莹贞今年这一个多月来，平平静静地在一起劳动生活了。
谁知，大队又要我去库前小学当老师。
面对这个要我去当老师的任务，我自己也是横竖有点不安心，原因有三：一怕当了老师，以后就很难有机会上调工作了；二怕上课要开口，容易在那个时代，特殊的“风浪”里被抓现行，没有好结果；第三最重要，是怕自己再次做不好，那我不就成了个扶不上壁的“刘阿斗”？在大家的心目里，我从此就是个一事无成的人了。
当然还有莹贞，她又得独自去出工了。
现在正是扛毛竹下山的时节，她要一个人上山三里，到高岭村旁，拖也好，扛也罢，一天要把五根毛竹运送到库前大马路边。
队里的女社员，她们结成一伙，不会与我们作伴的，因为，她们都有六分工。而我们，同样扛下山五根毛竹，只给我们三分工。大概与工厂一样的道理，我们还是“学徒工”。
我们山区的农田不多，那些绕山的梯田并不肥沃，一年一季的红米不够糊口。好在那满山的毛竹。这里的老俵靠山吃山，每年要供给国家林业局上万根大毛竹。国家给的是回供粮，一根毛竹大约一角三分钱，加一斤左右粮票，所以，这里的老俵饿不死，也富不起来。
因此，扛毛竹是山区老俵的一个重要劳作。
我只好对莹贞说：我再怎么有理由，想推脱这个老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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