沟通多起来了。
在除夕前两天，大沅队的知青谭玲突然来我这儿，说要与我住一天，她准备探亲去。
我奇怪地问她，想回家不是应该早点儿走？她说这次是去重庆。她的父亲在重庆医学院工作。行李都准备好了，想从我这里出发近一些，她知道除夕的火车票反而容易购买。
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了，分明有一种喜悦，好像她的爸爸为她找到了门路，这次就是去落实的。我心里一阵激动，既为她高兴，也为自己没有一点前途的暗示而伤感。
谭玲走了，很开心，因为前面是有路的。
楚虹，一个在库前村落户的，南昌居民的孩子，大年初一，她突然来找我，很客气地叫我汪老师。
我先有点奇怪，但是一下子就记起来了，她是住在学校右边，队部礼堂另一边的那个村落里。这是库前小队最大的村落，一条通向陡岭队的公路，把它一划为二，公路左面的屋群住着周主任，新娘子一家等几家老俵，公路的右面，是很大的一片村屋，中间围出了一个打谷场，比一个篮球场还大。我上体育课，就是去那儿的。
我是这个学期，下午上体育课时，经常看见她与一群妇女放工回来，她们谈笑风生，叽里喳拉。由于她的嗓门大，而且声调不同老俵们，说的是南昌话，于是，我会看看她，并对她射过来的目光也微笑一下。
这次，她是来请我去做客的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便高兴地随她一起去了。
库前的知青们这次回上海，又一次听说他们不会回来，找门路去了。我与楚虹的相识，就如多了个朋友，可以在空闲时随意说说话，聊聊天。
她的家——如果这样的也可以称为家的话——只是个灶间。中间有个大灶台，左面堆了许多柴火，右面的一块空间，放着两张床，窗下横着放一张，在对面墙边竖着也是一张，这张床的一头对着一口大锅。
那横放的床上躺着一个人，其实也不是躺，是高高地靠在那儿，枕头底下放的都是砖头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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