队》，《春苗》等电影。
有一部新的朝鲜影片《卖花姑娘》，把一公社的人都吸引去了。
我们库前的几个人，赶了七里路，下午五点未到，就早早到了公社的露天广场，找了个好位置，等在那儿。
谭玲也来了，她挤过来，与我坐在一起。
闹哄哄的广场，我们想说几句话也说不成，用了吃奶的力气，拔出最高嗓音，贴着耳朵叫，也互相听不清楚。
谁知道，我们坐的位子太好了，快开映时，电影工作人员要我们前三排的人让出来，公社负责同志都要来看。于是，我们的好位置变成了最差的位置。
因为连最后一排也挤满了，电影队的一个人，觉得对不起我们，就去公社食堂搬来了好几条长板凳，放在银幕的背后，一个小斜坡上。
我们就转移去了那儿，看了一场“反面”的电影。不过一会儿，我们就习惯了，照样哭得稀里哗啦，手帕都是湿漉漉的。
晚上十点钟左右，电影结束散场。我们却有优势了，背面人少，一会儿就很悠闲地走在公路上了。我与谭玲各自要跟上老俵们回去。她只来得及告诉我，她已经办好了去成都的手续，要离开了。
一路上，我想着又一个好朋友要走了，忍不住眼泪直流。好几个库前的老俵，还有学生来劝我：电影只是电影，不要太伤心。我点点头，也不解释什么，就这么一路哭，一路走，让心里的不快流出去一点……
老任来了，公社那个专门负责知青选送大学的南昌下放干部，突然来库前蹲点。
我热情地拉她来我这儿住。
她是来了。
可我这个大傻瓜，一看到她就好像看到自己亲娘似的。对着她述说了我几次被选送大学，却没有成功的苦恼。
她皱着眉头听我唠叨，第二天，她就不来了，借宿在楼下诊所的小陆那里。
我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大忌，成了契诃夫笔下的“车夫”，被她抛弃了。
她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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