挂了电话，河生站在窗前，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。他想起了方卫国年轻时的样子——瘦瘦的，高高的，戴着一副宽边眼镜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，车筐里永远塞着几本杂志和一沓稿纸。他从县城骑到省城，从省城骑到北京，从黑发骑到白头。
大寒的第十四天，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包东西。包裹不大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双棉鞋和一副手套。棉鞋是黑色的灯芯绒面，厚厚的棉花底，千层底，一针一线纳的。手套是毛线的，深灰色，织得密密实实。大哥在信里说，快过年了，给你做了双新棉鞋，织了副新手套，过年穿。合不合适，你试试。
河生把棉鞋穿上，在屋里走了几步。很合脚，很暖和。手套戴上，也正好，十个指头活动自如。大哥的手艺还是那么好，纳的鞋底密实得针都扎不透，织的手套针脚匀称，不像男人做的活计。他想起小时候，母亲也给他做过棉鞋、织过手套。母亲做鞋的手艺不如大哥，织手套的手艺也不如大哥。可河生还是想念母亲做的。不是大哥做的不好，是母亲做的里面有母亲的味道——灶膛里的烟火气、针线筐里的樟脑味、还有她低头做活时头发上飘出来的皂角香。
晚上，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。
“哥，棉鞋和手套都收到了。很合脚，很暖和。”
“合脚就好。你穿着，别舍不得。过年穿新的，新年新气象。”
“舍不得也要穿。你做的，不穿浪费了。”
大哥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河生，你啥时候回来？”
“初三。票买好了。”
“好。我等你。”
挂了电话，河生站在窗前。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，冬天的风从枝丫间穿过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像有人在哭。又像是在唱歌。他分不清是哭还是唱。就像分不清这辈子是苦还是甜。好像是苦的，又好像是甜的。好像是短的，又好像是长的。他只知道，大哥在等他回家。方卫国在等他打电话。陈溪在等他点头。林雨燕在等他吃饭。他还有人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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