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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只知道他是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，二甲第九，选了工部。后来严世藩把他塞到浙江修河堤。再后来的事，大家都知道了。”
“三百万两，一文没贪。”高拱插了一句，声音不小，“这种人要么是圣人，要么是疯子。”
张居正低着头，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无声地划了一下。
圣人和疯子之间，还有第三种——明白人。
一个被严世藩扔到浙江的人，面对三百万两的油水，不贪，不是因为清高，是因为算得清楚。贪了，就是严党的人，一辈子翻不了身。不贪，三百万两花在堤上，账目清清白白，皇上看在眼里，这条命就值三百万两。
这笔账，赵宁算得比谁都精。
张居正没把这话说出来。书房里四个人，这个道理谁都懂，用不着他一个末座的后生来讲。
“赵宁在浙江的时候，严世藩给他使过绊子。”徐阶的声音不急不缓，“河堤的木料，严世藩让人从中截了一批，换成了次等的杉木。赵宁发现以后，没声张，自己骑马跑了三天，从湖州另外找了一批料补上。这件事他没告状，没上折子，但账目里记得清清楚楚——哪天截的，谁截的，次等杉木的出处在哪里。”
高拱一拍大腿。
“好！这就是留了一手！”
“不止一手。”徐阶说。
高拱一愣。
徐阶没往下说了。他转头看了张居正一眼。
张居正接了话。
“赵宁在浙江推改稻为桑的时候，杭州织造局的账被他翻过一遍。那些账目……”
他顿了顿。
“跟严党在浙江的根，是连着的。”
书房里安静了。
这一下连高拱都不说话了。
改稻为桑是严党的主意。浙江的丝绸生意，从蚕农到织户到织造局到京城的绸缎庄子，每一环都有严党的人。赵宁在浙江待了大半年，推的就是这件事——替严党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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