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更系统的“情感剥离”训练（通过惩罚“不必要”的情感表达，奖励“任务导向”行为）和初步的“逻辑模块灌输”（通过重复性视听材料，强化基础分类、排序、因果关系概念）。实验体在认知任务上表现略有提升，但情感和社交能力严重畸形。文件记载，一名代号S-2-07的实验体，在十岁时成功解开了超出年龄的复杂逻辑谜题，但在看到同伴（另一实验体）受伤哭泣时，无任何情绪反应，并试图利用同伴的伤处作为完成另一项任务的“工具”。此行为被记录为“逻辑模块过载，情感模块抑制过度，需观察”。S-2批次在进入青春期前后的“社交情境模拟”中集体失败。面对稍复杂的多人协作、欺骗、利益交换情境，实验体普遍表现出严重的适应不良，或僵化执行旧有指令，或陷入混乱。多数被评定为“无法适应基础社会交互，无继续培养价值”，在一年内被陆续“回收”。少数几个表现出极端攻击性或自毁倾向的，被注明“启动控制协议，物理约束，进入长期观察”，后文无记录。S-2批次，实质全灭。
• S-3（约15人）：开始尝试引入极早期的药物干预（神经营养剂、神经递质调节剂，剂量控制粗糙）和初步的“叙事引导”（向实验体灌输简化版的“家族使命”故事，观察其认同度）。此阶段，实验体的个体差异开始显现，但也出现了更多不可控的副作用。一份实验日志记载，S-3-05在接受某种旨在“增强专注和警觉”的药物组合后，出现严重的幻觉和偏执，攻击了一名研究员。另一份报告显示，S-3-11对灌输的“家族”叙事产生强烈抗拒，私下破坏实验设备，并在被询问时保持沉默，被标注为“早期叛逆迹象，需重点关注”。S-3批次在首次“中等压力决策测试”（模拟资源稀缺下的分配问题）中，出现了分化。少数能做出冷酷但“高效”决策，多数则陷入僵局或做出非理性选择。测试后，超过一半的实验体表现出抑郁、焦虑或攻击性增强。项目组内部评估认为，S-3“在基础认知塑造上有进步，但在情感-动机整合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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