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车在海参崴站停下的时候，于凤至就知道这趟来对了。
站台上挤满了人。有扛着枪的白俄士兵，有裹着头巾的难民，有拎着皮箱的商人。骂声、哭声、俄语、中文、日语搅在一起，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和血腥味。地上有干涸的血迹，从站台一直延伸到候车室门口。
张学良跟在于凤至身后，手按在腰间的枪上。赵振国带着四个卫兵走在前面开路，枪都上了膛。
“跟上，别走散。”于凤至低声说。
一行人挤出车站，外面的街道更乱。墙上贴着俄文告示，有的被撕了一半，剩下一半在风里飘。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，不像打仗，像有人在放冷枪。街角的电线杆上挂着一面红旗，上面画着镰刀锤子，红漆还没干透。
“凤至，那个谢苗诺夫在哪儿？”张学良问。
“码头上。凯特勒给的地址，在港口附近。”
于凤至叫了两辆马车，用俄语跟车夫说了地址——她的俄语是出发前临时跟谢苗诺夫学了几句，发音生硬，但车夫听懂了。马车走在碎石路上，颠得人骨头疼。于凤至掀开帘子往外看，街上的店铺大多关了门，偶尔开着一两家，门口站着彪形大汉，腰间鼓鼓囊囊的，一看就是私枪。
快到码头时，前面的路被拦住了。几个穿红军制服的士兵端着枪站在路障后面，领头的用俄语喊话，意思是“检查证件，不许通行”。
于凤至从马车里探出头。“我们去码头，找谢苗诺夫。”
那个士兵头目上下打量了她一眼，又看了看后面的张学良和卫兵，看见他们腰间的枪，脸色变了。“你们的枪，交出来。”
“不交。”于凤至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楚，“我们是商人，带枪是为了防身。俄罗斯的法律没有规定商人不能带枪。”
士兵头目没想到一个中国女人敢顶嘴，愣了一下。他旁边一个年轻士兵凑过来，用俄语小声说了几句。头目的脸色缓和了一些，但还是不放行。
于凤至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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