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单下个月就寄过来。还有，虞老板从上海发了电报，说磺胺和奶粉已经到港了，码头工人卸货的时候有几个老搬运工认出了咱们的唛头——还是当年秦皇岛仓库那套标记。”
“那几个老搬运工——是从秦皇岛撤到上海的？”
“孙参谋说是。他们一直留在码头上，日军占了上海之后他们转到内河驳运，抗战胜利后又回到十六铺码头。看见咱们的唛头，有个老工头蹲在跳板上哭了一场。”
于凤至站在路边，看着百老汇大街上那些匆匆走过的行人。秋风吹过来，她拢了拢耳后新长出来的头发——那些在化疗期间掉光的头发，如今已能整齐地拢在肩头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从包里拿出另一封信，信封上是张学良的笔迹。
“先不去北平。先办另一件事。”
这封信从台湾转来好几个月了，她一直没拆。此刻她把信封翻过来看了看封口，信纸边缘已经磨出了细细的毛边。“你替我发个电报给孙参谋——航线从纽约到旧金山，再到台北。让他把台北港的入港手续提前办好。”
闾珣看着母亲手里那封没拆的信。“娘，你是要去见爹？”
“有些事该当面办。他在信里说闾实已经上大学了，一荻身体也好——这么多年没见，他把算盘还给了我，我还欠他一份当面签的字。”她把那封信放进大衣内袋，没有拆，和复查报告并排放在一起。
“他欠东北的还没还完，我不欠他的——但这一面，我欠自己。我十九岁嫁给他，为了权势。这些年并肩走过来，权势早就散了，并肩的情义还在。离婚协议已经在律师那里拟好了，签了字，各过各的。他把后半辈子交给一荻，我把后半辈子交给我自己。”
走到地铁站口的时候闾珣把那只铁轮子从口袋里掏出来，放在她手心里。铁轮子还是凉的，边沿被他摸得比从前更光滑了，在秋日的阳光下泛着暗银色的光。
“娘，这个给你。等你去台北办完事，你再还给我。”
于凤至攥着那只铁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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