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落在于凤至的旧手表上。手表表盘上的数字已经有些模糊了，但秒针还在稳稳当当地走——这只表她从奉天戴到纽约，从帅府戴到华尔街，表链换过三次，表芯修过两次，但从来没换过。
“夫人，”科恩放下酒杯，“我认识您快二十年了。从一九四一年您买进第一笔芝加哥钢铁开始，到现在——您做生意的风格始终如一。把每一个数字都拨到底，把每一个对手的习惯都记在人情账本上。您是我见过最守规矩的人，也是我见过最难对付的人。”
于凤至端起茶杯，杯沿在唇边停了一下。“科恩先生，您也是。”
科恩笑了，笑得很爽朗。笑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天花板，像是在回忆什么。“其实我一开始是试探您的。那次法式餐厅，我问您怎么判断钢铁股的周期拐点——我承认，我当时不相信一个刚做完化疗的中国夫人能在芝加哥钢铁上赚到钱。我以为您是运气。后来您在餐巾纸上画了那条供应链，我才知道那不是运气。再后来您在布雷顿森林把黄金锁了，在苏伊士危机把欧洲炼油厂做空了，我每次都觉得这次应该到顶了——您总能让我意外。”
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然后看着于凤至，目光里没有了试探，没有了掂量，只有一种淡淡的光，像是在看一个认识了很久很久的人。“我习惯了。习惯了您打算盘的声音，习惯了您在合同上逐字逐句地翻。以后董事会开会，您带着算盘，我带着报表。您在算盘上拨珠子，我在旁边看数字。夫人，我说句实话——我做过很多比这更大的生意，但跟您合作的这些年，是我学到最多的。您那套三签制，我现在还在用。我的风控主管问我这套制度从哪里来的，我说跟一位中国夫人学的——她管过军需，每一颗子弹出库都要三个人签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