房里拨算盘时一样，“我不讲投资策略，策略会过时，数字不会。我今天只讲一件事——怎么看数字。”
她翻开笔记本，翻到第一页。上面是她用铅笔写的一行字，字迹清瘦有力：每一颗珠子都要拨到底，每一个数字都要对得上。下面是日期——民国五年腊月。那是她嫁进帅府后第一次查账时写下的。
“我十九岁嫁进奉天帅府。嫁进去第一件事，是查账。帅府账房里堆了三年的旧账本，数目对不上。我花了两个月，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，把每一笔亏空都找了出来。账房里的老管事欺我是新媳妇，把窟窿藏在三年前的旧账里，用后账填前账，用虚账填实账。我不管他们怎么做账——我只管一样东西：原始单据。采购单、验收单、入库单，三单对不上，账就不平。两个月后我把查账结果摆在张作霖大帅面前，帅府账房换了人。”
她把笔记本往前翻了一页。“我在东北管过军需。那时候一颗子弹从买进来到打到前线去，中间有多少人经手，账本上就要有多少个签字。缺一个签字，这颗子弹就可能打在空处。被服厂的棉花、兵工厂的枪管、铁路的钢轨、秦皇岛仓库的绷带——每一样东西出库都要三个人签：申请的人知道需求在哪里，审批的人知道库存有多少，验收的人知道标准是什么。三把锁，缺一把都不行。”
她抬起头看着那些年轻人。“做生意跟管军需是一个道理。把每个环节都盯住，账上差一个铜板，底下就能差出一百个。我在这条街上做了三十多年投资，见过无数种赚钱的方法——有人靠速度，有人靠杠杆，有人靠内幕消息。但能活过三十年的，只有一种人：把每一个数字都拨到底的人。”
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年轻分析师举手。他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笔记本上已经记了半页。他问：“夫人，您怎么看财务报表？”
于凤至翻开最新一期的《巴伦周刊》，翻到一家航运公司的财报。她把杂志摊开，手指点在资产负债表上。
“报表上的数字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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