宗旨，不分地域、不分民族、不分政治面貌，只看成绩和品行——她用铅笔写在这张纸上。写完之后她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现在还记得每一个字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哈德逊河上渡轮的汽笛声，那声音低沉而悠长，从河面上慢慢压过来，像一把钝刀缓缓划过玻璃窗。
“她说基金会不属于她，不属于我，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。它属于每一个在算盘上练字的孩子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她说的。她说的话，我不敢改。”
他把章程往前推了推，铅笔放在旁边。铅笔在桌面上滚了半圈，停在章程第一页的边缘。
“在座各位都是基金会董事，都对基金会的未来负有责任。我尊重提案人的初衷，也理解扩大资助范围的逻辑——医疗、环保、扶贫，每一项都是值得做的事。但章程第一条是太奶奶亲手写的，她用这八个字管了一辈子——从军需处的采购单到基金会的拨款单，从评审小组的印章到每一份受助学生名单，规矩从来没变过。
她管军需的时候有人劝她放宽验收标准，她说每一颗子弹都要验过再发——卡壳的、受潮的，一律退回去。她做投资的时候有人劝她别用三签制，说审批太慢会错过时机，她说一颗子弹打错地方伤亡的是一个兵，一笔交易做错了方向亏的是几百个家庭的钱。
她成立基金会的时候有人问她为什么只资助教育，她说教育改变的是人——铁路被关东军占了，仓库被改成冷库了，帅府变成陈列馆了，但她在榆树资助的那些孩子，他们长大了当老师、当医生、当工程师，这些人是不会被任何人占的。”
他停下来，目光扫过长桌两边的每一张脸。
“今天如果要在她的字上改一笔，我不能代她做这个主。你们谁敢改，先在这张纸上把自己的名字签了。签在太奶奶名字旁边——她签的是于凤至，三个字端端正正。谁觉得自己的信誉能跟她并列，谁就签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。提案人低头看着那份泛黄的章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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