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侧室，更像两个换岗的哨兵。我守前半辈子，她守后半辈子。交接的时候不需要多说，一个眼神就够了。我相信她能守住。
后来我签了离婚协议。签完之后我走出律师办公室，台北的阳光很好，我站在路边等闾珣把车开过来。心里没有悲伤，只有干干净净的轻松——终于把自己还给了自己。汉卿交给她，我放心。
我走的那年深秋，托闾珣转给她一封信。信上只有一句话：谢谢你陪他这些年。于凤至。她回了我两个字：已阅。
我们的账算清了。但我知道，每年夏天她还是会在灶台上放一碗绿豆汤。那是给我的。每年秋天她还是会把梧桐籽捡起来晒干，让闾实寄到纽约，种在我墓前。银杏是闾珣从奉天带的，梧桐是她从台北寄的。两棵树并排长了几十年，根在土里交缠在一起。
所以我的感情到底是什么？它不是爱情——爱情要独占，我从来没有独占过张学良。不是亲情——亲情是天生的，我们是后天并肩走出来的。不是友情——友情不会在炭火盆旁边安静坐着那么多年。
它没有一个现成的名字，但我知道它的形状。它是炭火盆旁边他加的一铲炭，是九门口电报上那行“我没死”，是雪窦山上他站在我身后看我拨算盘时落在我手指上的目光，是我签字离婚时笔锋不抖但心里某个地方轻轻裂开的声音。
它是我放在炭火盆旁边的那把太师椅，空了几十年，但我知道有人曾经在那里坐过。它是我拨了几十年算盘之后，最右边那颗骨珠上磨出的凹痕。
那颗珠子是我每次对完账最后拨的一颗。我拨了一辈子，每一颗都拨到底，唯独这一个档位——爱或不爱——我从来没拨过。不是拨不动，是不必拨。并肩走过就够了。
一荻，汤煮好了吗？今天煮得正好。
汉卿，如果你问我爱不爱你——我不会回答。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那个把酒杯放在门外的人，去问那个在九门口河滩上打开绷带包看见“奉天被服厂”字样的人，去问那个在雪窦山上每天站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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