稷，其屡屡犯边，所贪者，不过金缯、粟帛、与市易之利。彼处塞外，衣食器用多仰给中国，禁绝市易，则生计立窘，故必以抢掠为继。抢掠则我受其害，征战则彼我俱伤。为今之计，不若因其欲，顺其情，开市通贡，以弭兵端。 许其岁时入贡，比于外藩，于宣、大、延绥等处，开设马市，以我之茶、布、铁器，易彼之马匹、皮毛。如此，则虏有所利，可羁縻其心；边无烽警，可休养我民；且市税所得，亦可稍补军国之用。 此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坐收安攘之效之上策也……”
奏疏在朝堂上引发了轩然大波。主战派怒斥王崇古“畏敌如虎，辱国请和”，将“开市”比作“宋之岁币，遗祸无穷”。但更多的中下层官员，尤其是那些亲眼见过边关惨状、亲身经历过财政拮据的务实派，心中却开始动摇。持续近二十年的战争，国库早已被拖垮，边军士气低落，百姓困苦不堪。继续打下去，看不到胜利的希望，只有无底洞般的消耗和越来越频繁的边患。或许……“和”一下，哪怕是暂时的喘息，也是好的？
更重要的是，隆庆皇帝怕了。他怕打仗，怕花钱，怕边境的烽火烧到北京城下。王崇古奏疏中描绘的“休养我民”、“稍补军国之用”，深深打动了他那颗渴望安稳的心。在徐阶、高拱等人的暗中推动和皇帝本人的默许下，主和的声音逐渐占据了上风。
经过数月激烈的朝堂辩论、与俺答使者的反复磋商、以及边关将领的忐忑不安，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，震动天下的“隆庆和议”最终达成。大明册封俺答为“顺义王”，开放宣府、大同等地马市，允许蒙古部落以马匹、皮毛等物，换取明朝的茶叶、布匹、铁器（严格限制）。持续数十年的明蒙大规模战争，以一种略显屈辱、却实实在在的方式，暂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。
消息传到边关，饱受战火摧残的宣府、大同军民，在短暂的错愕后，爆发出劫后余生般的、压抑的欢呼。至少，今年的秋天，可以不用在恐惧中收割那点可怜的庄稼，不用担心鞑靼的马蹄一夜之间踏破家园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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