滑出来，奶顺着嘴角往下淌。她用毛巾擦了一下，没有擦干净，奶干了，留下一道白色的痕迹。那道痕迹在红点旁边，像是一道疤，但不是疤。疤是有痕迹的、会疼的、会痒的、会刻字的。这个不会。
“林深，你明天还要去塔里？”
“去。”
“去做什么？”
“帮徐鹤亭把疤割下来。”
“割下来就结束了？”
“也许。”
她把孩子放进婴儿床里，盖好毯子。转过身，看着我。
“林深，我跟你一起去。”
“你去了，孩子怎么办？”
“给保姆带。”
“你进去了，就出不来了。”
“你进去了，也出不来。”
她看着我的眼睛，没有退让。那道疤不在了，但它还在。在徐鹤亭手上，在孩子的虎口上，在索菲亚的眼睛里。它不放过任何人。
那天夜里，我被一个电话吵醒。陌生号码，马瑙斯的，从来没有见过。我接起来，对方说英语，口音很重，像中东人。声音很低，很沉，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。
“林深先生？”
“你是谁？”
“你不用知道我是谁。我知道你，我知道徐鹤亭，我知道那座塔，我知道那只眼睛。明天你们要去塔里，把那道疤割下来。我要那只眼睛。”
我坐起来，打开床头灯。光刺眼，眯了一下。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那只眼睛。它值很多钱。有人愿意出高价买它。不是活的眼睛，是死的那只。它在塔底，在石头下面，在水下面。你们把疤割下来的时候，那只眼睛会睁开。它睁开的那一瞬间，我要看到它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这些？”
“徐鹤亭告诉我的。他需要钱，我给他钱。他需要人，我给人。他需要船，我给船。他需要武器，我给武器。他下去的那一次，是我帮他的。他上来，也是我帮他的。现在他要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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