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特别的。如果真要说特别在哪里……”
桐生也哉说到这里，停顿了一下。
“只能说，我体验过这种感觉。”
千早百合的左手从方向盘上放下来，搭在变速杆旁边。
她没有催问，也没有插话。
但这个姿态本身，就是一种安静的示意。
于是桐生也哉继续说了下去。
“我父亲叫桐生诚一郎。”
“1986年，他在大阪经营一家小型金属加工厂。员工不到三十个人，做的是汽车零部件的冲压和切削。规模不大，但在最好的那几年，厂里二十四小时不停工也做不完单子。”
信号灯还没变。
这个红灯似乎格外长。
河面上吹来的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，掠过他额前的头发。
“我小时候去过几次厂里。夏天特别热，机器一开，整个车间都像个铁皮蒸笼。地上到处都是金属屑，工人们穿着深蓝色的工装，胳膊和脖子上全是汗。父亲总是一边叼着烟，一边拿着图纸在机器旁边跟人说话。那时候我觉得他特别厉害，好像什么问题到了他手里都能解决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的嘴角动了一下。
那不是笑，更像是某种已经太久没有翻动过的旧纸页，被风轻轻掀起了一角。
“后来广场协议签了。日元升值，出口企业的成本一下子上去，大厂先砍成本，最先被砍的，就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下游中小配套厂。”
“订单在一个季度里减少了六成。”
“以前每周都要追加交货的客户，开始拖。说好的新模具项目，也一个接一个停掉。仓库里积压的半成品越来越多，现金却回不来。”
信号灯跳成绿色。
千早百合松开刹车，车子重新滑了出去。
前方一辆小货车缓慢地占着车道，车尾贴着褪色的“安全第一”。
千早百合没有急着超车，只是稳稳地跟在后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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