澜州港的码头在周日午后的太阳底下晒得发白。近海航道上的货轮排着队缓缓进港，汽笛声每隔几分钟就响一次，低沉而悠长，在港区的水泥墙之间来回碰撞，撞碎了又被海风卷起来，往更远的锚地飘去。码头边上停着几艘卸完货的空船，缆绳系在铸铁缆柱上，被海风吹得吱吱作响，船身随着涌浪慢慢起伏，偶尔磕在码头护舷上，发出一声闷闷的撞击。
老周头坐在最靠外的那根缆柱上。他背对港区，面向近海，旁边搁着一个已经凉透的蛋挞。蛋挞的酥皮被海风吹得微微翘起，边缘碎了几小块，落在缆柱的铁锈斑上，碎屑在风里轻轻晃动，但没有被吹走。他自己手里那半个已经吃完了，手指上还沾着酥皮渣，他把手指在工装裤上蹭了蹭，没有站起来。他膝盖上搁着那把左轮，枪管已经被海风吹凉了，上面的油光在太阳底下泛着一层淡蓝色，枪柄上那道磨得发亮的旧痕刚好对着他虎口的位置。
阿耀从港区入口走进来，沿着码头边上的水泥路往前走。水泥地面被太阳晒得发烫，空气里飘着柴油和咸水的味道，混着码头工人刚卸完的那批鱼货残留的腥气。沈若琪跟在他身后，手里还提着那台刚修好的收音机，天线拔出来半截，正在播一首老爵士乐。萨克斯的调子在码头的水泥墙之间来回弹，和货轮的汽笛声叠在一起，时而盖过汽笛，时而被汽笛盖过。
阿耀走到缆柱旁边，没有坐下。他低头看着那个凉透的蛋挞，酥皮被风吹得微微翘起，蛋挞心已经凝固了，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脂。他记得小时候父亲带他来码头，每次都买两个蛋挞，自己吃一个，另一个搁在旁边。他问父亲为什么不吃，父亲说那是给别人留的。他那时候以为父亲是在等朋友，后来他才知道，父亲是在等老周头的信号。那个蛋挞不是留给老周头的，是留给自己的——如果老周头来了码头，父亲就知道第三区入口还在，就可以安心地把蛋挞吃完。如果老周头没来，那个蛋挞就会一直搁在缆柱上，直到凉透，直到被海风吹成碎屑。
“你爹以前坐这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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